◎作者 | 华南索罗斯

如果要最直观地了解中国商业经济，你应该去杭州看看。

在工商界眼中，杭州城的烟火气里住着两尊“神”。

上城区，在西湖、万松书院和众多公园附近的清泰街160号，五层高的小白楼里，你能找到宗庆后和他的娃哈哈。

滨江区，这里坐落着众多购物中心、科技园区和总部大楼，在它们交织成的纷繁夜景里，阿里中心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。

一个是传统产业的“活化石”，一个是新兴产业的“大主教”，钱塘江在中间奔涌向前，一如中国商界新旧更替不息。

作为“活化石”，宗庆后身上有很多炫目的标签，实干家、奋斗者、勤俭的“中国首富”、不上市、不投机等等，当然也有属于特定时代的局限。

宗庆后，至少留下了三大争议。

争议之一：“达娃之争”的民族牌

达能与哇哈哈的“战争”，是让很多普通中国民众都耳熟能详的商战大戏。

它还是中国市场化的经典案例之一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打民族感情牌成为此次商战的王炸。

1996年，在香港著名投资公司百富勤总经理梁伯韬的撮合之下，娃哈哈与世界五百强公司，食品行业巨头法国达能达成合资协议，百富勤和达能共同出资4306.95万美元，取得了娃哈哈51%的股份。

对当时的中国企业而言，外资进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，娃哈哈也不例外，彼时的宗庆后乐见其成。

但很快，他就连肠子都要悔青了。

1998年，香港金融危机爆发，自身难保的百富勒将娃哈哈的股权全数卖给了达能。

达能绝对控股之后，娃哈哈首当其冲就是管理方式的演变。

此前，宗庆后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，雷厉风行地决策管理，但现在就连超过一万元的开支都要报备董事会，还不一定能获批准。

其次，是竞争对手的掣肘。

因为蒙牛、光明、乐百氏、汇源等也都先后加入达能旗下，昔日对手如今同坐一桌，曾经的商业秘密被摆在了台面上，原本在市场上摧枯拉朽的各种手段，如今却完全曝光于对手面前。

签约时合同上的光明未来，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大坑，这让宗庆后难以接受，而让这等从小熟读《毛选》，风雨数十载的猛人坐以待毙束手就擒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1999年，宗庆后和中方决策班子商量决定，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，建立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，使用娃哈哈的品牌商标。

这算是独立于达能体系之外的“新”娃哈哈，假使“旧”娃哈哈被完全吞并，宗庆后也能东山再起。

老外们哪见过这一套，这个“新”娃哈哈，就这样在达能的眼皮子底下，发展壮大。

直到达能换了个首席财务官出身的亚太区总裁，某天看了眼娃哈哈的财务报表，这才真相大白。

2007年，双方冲突爆发，此后在舆论、资本、司法等层面轮番拉锯。

在此过程中，宗庆后一度陷入舆论的谷底，本人、家人及公司的声誉陷入了质疑当中。当时有消息指出，被彻底激怒的达能声称要拿出100亿来发起一场庞大的诉讼战，扬言“要让他在诉讼中度过余生。”虽未指名道姓，但大家都深谙这个“他”是谁。

直到2009年5月，商标被判归娃哈哈所有。2009年9月，达能与娃哈哈达成和解，“达娃之争”落下帷幕。

强大的世界500强，败给了中国一个民营企业。

在那之后，有心或无意，中国商业舆论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明显的“华夷之分”。

争议之二：让媒体吃瘪的体制牌

1996年，媒体在与娃哈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，但结果却是如日中天的市场化媒体大溃败。

在20世纪90年代，媒体仍是市场颇为关键的参与力量。

很多商品兴替，往往成也媒体，败也媒体。

彼时，营养保健品风靡全国，不管是三株、红桃K还是脑白金，靠着一句魔性洗脑的广告语和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，就能火遍全国。

1998年，如日中天的三株迎来命运的转折点，湖南常德汉寿县的一位退休工人陈伯顺在喝完8瓶三株后身亡，法院判决三株赔偿陈伯顺家属，并没收非法所得。

多家媒体紧随其后发布《8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》的报道，就此将三株拖入销量急剧下滑的泥潭。

也正因如此，彼时的企业，都或多或少要给媒体三分薄面。

但娃哈哈是个例外。

1996年，当时如日中天的《北京青年报》头版刊发由三位记者署名的一篇文章，报道安徽宿州三位小女孩，在饮用含毒饮料后死亡。

文章如此写道：

“经卫生、防疫、公安、工商部门初步侦查认定，三名女孩均因喝杭州产娃哈哈果奶而中毒死亡。”

这不啻于三株事件提前上演，敏感谨慎的宗庆后，立马赶到北京活动。

新华社随即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内参，标题是《失实报道 娃哈哈无辜受牵连》，将事件定性为“一张小报毁了一个大企业。”

随后，所有报道过此事的媒体在北京开会，要求刊文澄清娃哈哈的清白，《北京青年报》被严肃批评。

随着真相慢慢被揭开，这是一起利用娃哈哈产品的刑事投毒案件，娃哈哈果奶本身并无问题。

《北青报》当年报道的文字究竟是否存在主观恶意，很难分辨，但宗庆后稳准狠地找到了解决负面报道的最快捷的方式，也让宗庆后一度成为当时市场化媒体眼中的“恶人”。

争议之三：道不尽的企业传承

晚年的宗庆后，始终放不下的问题有两个。

宗馥莉的婚姻，和娃哈哈的接班人选。

第一个问题，向来是宗庆后的心病。然而情感问题并非父亲和财富可以左右，如今宗庆后仙逝，更难以影响。

第二个问题，似乎有些多余。

宗庆后曾表示，在中国众多民营企二代中，有一半不愿接班。

幸运的一点是，宗馥莉恰好在另一半，在一档访谈节目里，她认为饮料是一个非常好的朝阳行业。

父女之间一拍即合，但依然很难评判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，宗馥莉在诸多层面已经表现出与父亲的分歧。

比如与强调“企业不缺钱，坚决不上市”的宗庆后不同，宗馥莉似乎相当热衷资本运作。

在一次网络节目访谈中，宗馥莉坦言，保障娃哈哈基业长青的唯一方式，就是上市，2017年更欲收购中国糖果，即便最后以失败告终，也是娃哈哈的全新尝试。

至于其他在营销上的操作，比如营养快线彩妆、AD钙奶月饼、与哔哩哔哩和英雄联盟的合作，将娃哈哈导入二次元、电竞、潮玩等细分领域，40后的宗庆后完全难以想象。

而这或许也是宗家父女长久以来的默契：宗馥莉不求助，宗庆后不过问。

只不过企业权杖更迭依旧毫无悬念，就像刘永好毫无保留地将新希望交给刘畅，许世辉将达利交给许阳阳，周成建将美邦交给胡佳佳那样，尽管过程或许会经历几番周折，但将产业交到子女手中，对第一代创业者们来说，是必然结局。

但新希望目前正深陷流动性危机，达利从港交所退市，胡佳佳接棒的7年美邦亏损巨大。从已有案例来看，二代们接班，给企业的未来带来的往往是更大的不确定性。

结语

1987年的五一劳动节，杭州的天气如往常一般炎热。

42岁的宗庆后踩着单车出门，不惑之年的他，即将成为一家亏损的校办企业负责人，并为此背上14万元巨债。

他身上有早期创业者的共性，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躁动成为创业的最佳燃料，辅以敢想敢闯的性格，加上一点点幸运，崛起于草莽，本色依旧。

在此后的36年间，他从事的是传统工业中最传统的部分。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他玩不来互联网金融，偏爱布鞋的他没兴趣给自己建一座地标，一年消费不到5万块的他，对上市也毫无兴趣。他只是攒起一瓶一瓶卖水的微利，慢慢戴起中国首富的帽子。

他不是圣人。剥离宗庆后的光芒，他是一个出身于贫瘠时代，有着15年务农历史，杀过猪的农民，对媒体的错杀，对契约精神的漠视以及对自己女儿的偏爱，是他身上的历史局限性。

同样是在1987年，马云和外语系师生在杭州师范学院文一路校区的门口，拍下一张风华正茂的合影。

数十年后，外滩的一番犀利演讲，让马云从云端跌入低谷。

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商业的领军人物，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，在媒体的镁光灯下烧灼、放大甚至畸变。

穿透那些刺目的光晕，他们只是中国漫长商业脉络上的若干碎片，随着从不停息的钱塘江水，奔流向前。

刘强东曾说，下一个风口可能不是在互联网而是在传统行业，尤其是快时尚品牌和食品品牌。

但那是属于宗馥莉们的新故事了。